肖大齐：粉笔染青丝 讲台承岁月

□　肖大齐

　　窗台外屋顶花园掉下来的三角梅又抽出了新叶，嫩得能掐出水来。晨光斜斜地照着，在叶尖凝成一点碎金，恍惚间竟与三十多年前那节数学课上，落在教案本上的阳光重叠。第四十一个教师节的请柬没有出现在案头，我却提前便摩挲那串早已失去铜色的钥匙——是应该把老朋友们聚在一起了。这把钥匙曾挂在关口小学的门楣下，如今串起的，是散落天涯却始终滚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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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葱的春天

　　第一个教师节，我尚在先滩初级中学的二年级，目睹了那场隆重的庆祝大会。台上教师们的面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庄严，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涌起又退去。我坐在角落，心却像被点燃的灯芯，暗暗发愿：将来定要立于那三尺讲台之上，做一名人民教师。那时节，少年心思如春草，沾了露水便疯长，哪里晓得人生路途，并非全是笔直坦荡的康庄大道。

　　后来果然考入泸县师范，在拓荒文学社的油墨香里，在海南文学院函授教材的字行间，在部队营房的蘑菇种养间，青春被揉捏成另一种形状。我如饥似渴地吞咽着知识，仿佛要将自己塑成一块能长久立于讲台之上的磐石。师范三年的学业，粉笔灰似乎已悄然渗入掌纹，成了洗不去的印记。

　　1989年的秋天，我终于怀抱毕业证书回到家乡。在关口小学的粉墙下，我开始了真正的教师生涯。关口小学的操场还没铺水泥，黄土地被孩子们的胶鞋踩得结结实实。我背着铺盖卷走进校门时，香樟树叶正簌簌往下落，像一封封没贴邮票的信。刘校长把这串铜钥匙递过来，锈迹蹭在掌心，带着草木与泥土混合的腥气：“这排最南端的屋子归你，既是宿舍，也可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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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矮矮的，在二楼，砖木结构，板壁隔墙，墙角爬着青苔，窗玻璃上还有孩子们用小手指画的小人。我擦净黑板的第一天，粉笔末呛得人直咳嗽，转身时却看见窗台上多了个玻璃瓶，插着几支野菊花，花瓣上还沾着露水。后来才知道是三年级的女生小芳放的，她总在课间默默站在窗下，看我在黑板上写“人之初，性本善”。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袖标刚别上胳膊，就遇上了泸隆铁路募捐的事。乡民政干事来学校时，裤脚还沾着泥：“铁路要修到泸州城了，可指挥部缺资金，孩子们能不能也出份力？”那天傍晚，我沿着田埂散步，看见放学后的孩子们挎着竹篮在坡上刨野山葱。这东西辛辣呛人确实很香，是当时市集上能换钱的稀罕物。

　　“争当火车头”的点子就是那时冒出来的。在楼下通道黑板右侧画一列绿皮火车，每个班级是一节车厢，谁捐的山葱多，谁的车厢就往前挪。孩子们的眼睛亮了，每天一早就揣着小铲子往山上跑，书包里除了课本，总塞着用废纸包好的山葱。有个叫“黑娃”的男孩，手上磨出了血泡，还把攒了半学期的铅笔头换成了几毛钱，偷偷塞进捐款箱。

　　收山葱的日子最热闹。操场边支起的大簸箕里，野山葱堆成了小山，辛辣的香气混着孩子们的汗味，在阳光下蒸腾成一片暖烘烘的雾。我蹲在地上数钱款时，嘈杂的群声里，小芳用手比划着“我帮你”，她的指尖沾着泥土，却比任何粉笔都更能写出“真诚”二字。

　　《泸州日报》的记者来采访那天，火车已经画满了整面黑板。曹锡森市长签批的复印件贴在最上方，红笔圈住的“全市学习”四个字，被孩子们摸得发亮。后来铁路通车，我还带了几个孩子去道口看第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绿铁皮车厢映着他们的笑脸，像极了我们画在黑板上的模样。那列用野山葱“驱动”的火车，终究载着一群孩子的赤诚，驶向了更远的远方。

煤油灯下的答卷

　　关口初中（老百姓称“农中”）的煤油灯，总在晚自习时亮到深夜（那时农村经常停电）。1991年我调任这里的团总支书记（后来又担任副校长），兼着初三的数学课，办公室的窗玻璃上，冬天总凝着一层白霜，画满了孩子们算错的方程式。

　　乡中学的日子清苦，却藏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学校缺篮球场，全校师生硬是通过劳动课转运完数万方土石方至小漕河边。初三班有个叫王华（化名）的学生，总在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被我撞见时，他慌忙把书塞进枕头下，露出的封皮是我借给她的《数学精讲》。“老师，我想考师范，像您一样。”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手指绞着衣角——他父亲早逝，母亲靠编竹筐供她上学，家里连买煤油的钱都要盘算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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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宿舍的煤油灯送给了他，又在每晚放学后留她在办公室补课。煤油味混着粉笔灰，在空气里酿成一种特别的味道，后来才知道，那是“希望”的味道。有次讲完勾股定理，窗外飘起了雪，我煮了两碗面条，他捧着碗直落泪：“老师，这是我吃过最香的面。”其实碗里只有几滴酱油，可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让我忽然懂得，教育不是灌输，是在寒冬里递过去的一碗热汤。

　　1992年中考放榜，乡邮政所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喊着“关口小学的学生考上三个师范生啦”“有一个还是农中毕业的”时，整个校园都炸了。王华和另外两个男生挤在我办公室，捧着录取通知书激动得说不出话。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上，“泸州师范”四个字烫金耀眼，像三盏灯，照亮了农村初中从未有过的坦途。

　　送他们去县城乘车那天，王华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母亲编了半个月的竹篮，篮底铺着野菊花。“老师，等我毕业，就回咱乡教书。”她上车时回头喊的这句话，被风吹得晃晃悠悠，却在我心里扎了根。后来他真的回来了，就在关口小学，接过了我当年那串铜钥匙，窗台上的野菊花，一年年开得比从前更旺。

　　那些年的教案本，至今还在书柜最底层压着。纸页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被雨水浸泡过，又被阳光晒得褪色，却依然能辨认出深夜修改的痕迹。有次翻到最后一页，发现不知何时被孩子们画了个小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粉笔，旁边写着“我们的老师”。字迹歪歪扭扭，却比任何奖状都更让人鼻酸。

转身处的牵挂

　　1992年，全县撤区并乡，像一阵风，把我吹离了三尺讲台。去乡政府教育委员会报到那天，我最后一次走进教室，黑板上还留着未擦净的板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阳光穿过窗户，在字缝间游走，粉笔灰在光柱里跳舞，仿佛不愿让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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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管理的日子，少了粉笔灰，却多了奔波的尘土。在教委黄主任的带领下，很快跑遍全乡十多所学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在山坳里的教学点，见过用墨水瓶做煤油灯的孩子；在河畔的村小，见过用木板搭成的课桌。最难忘的是团县委杨建中书记亲自率队将捐款和教具送到离场十多里的桂林村小的老师手里，他们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时，我总觉得该说谢谢的是我——是他们让我明白，教育的火种，从来不在办公室的报表里，而在每一双渴望知识的眼睛里。

　　后来辗转于县政府拆迁办、建委、劳动保障、就业再就业局、文体广电局、广播电视台、川剧团、县委宣传部、文联社科联……直至援助藏区（宣传部、组织部）挂职，再至先滩镇。公文包沉重，案牍劳形，但每逢教师节，案头总会悄然多出几张手绘的贺卡，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老师好”。我亦总在协调支教事项时格外用心，仿佛那些颠簸山路上的校舍，仍是我精神版图上不可割舍的疆域。辗转于公文与会议之间，我像一只离巢的鸟，翅膀掠过无数屋檐，却总在某个黄昏的寂静里，被讲台上粉笔敲击黑板的清脆回声惊醒。

　　2010年，我在藏区工作协调支教事项，看到牧区的孩子在帐篷学校里读书，冻得通红的小手握着铅笔，眼神却像高原的阳光一样明亮。同行的藏族老师说：“这些孩子，就盼着有老师来。”那句话让我站在寒风里，忽然想起了关口小学的野山葱，想起了关口初中的煤油灯——原来无论在哪里，教育的模样都是一样的，是用真诚焐热希望，用坚持点亮远方。

　　2016年，我辞去公务员，到酒业园区工作的那天，我特意回了趟关口。小学和中学的黄土地操场已成了塑胶跑道，初中的煤油灯换成了节能灯，可校内的香樟树树还在，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校长拉着我去看重新布置的图书馆，书架上摆着孩子们捐的书，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本《泸州日报》合订本，1990年那篇报道被塑封起来，旁边写着“我们的火车头精神”。

　　辞去公务员，从事我一直喜欢的经商行业，商海浮沉，酒香氤氲，觥筹交错间，常有旧日学生寻来，一声“老师”脱口而出。这称呼如清泉，瞬间涤去周遭的喧嚣与浮华。他们或已为人父母，或事业有成。但在我面前，眉眼间依稀还是当年端坐课堂的少年模样。一次酒宴上，一位学生举杯：“老师，当年您说‘知识是照亮前路的灯’，我一直记得。”灯光映着他眼角的细纹，我忽然喉头一哽——原来我播下的星火，并未熄灭于岁月的荒野，它们只是悄然蛰伏，终在某个时刻燃成他人生命里的光柱，照彻前路。

围炉夜话里的光亮

　　今年是第四十一个教师节，我在县城的“佳缘鱼府”订了个大包厢召开座谈会，我坐在他们中间，既非初登讲台的青涩，亦非坚守一生的皓首。灯光温柔地流淌在会场，像一条无声的河。我忽然明白，当年那个在先滩中学角落暗自发誓的少年，他并未真正离开。他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讲台上，留在了关口小学野山葱的辛香里，留在了那三名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绽放的笑容中。那三尺讲台，早已成为我灵魂深处无法搬迁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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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年光阴，足以让青丝覆雪，让沧海变桑田。我从教师到公务员，再到企业高管、作家、文艺评论……，身份几经流转，如同一条汇入不同河道的溪流。然而，无论河床如何变迁，那源头之水，始终是当年先滩中学少年心中燃起的那簇火苗，是关口小学孩子们用山葱换来的、铺向远方的铁轨，是那三名学生用录取通知书划破的、乡村教育沉寂的天空。

　　第四十一个教师节的夜晚，没有镁光灯，没有讲话稿，只有一群“老中青”围坐在一起，把岁月酿成酒，把往事熬成糖。而我知道，只要这些人还在，只要我们心里的那列火车还在往前开，“教师”这两个字，就永远鲜活，永远滚烫，永远在时光里，一定会长出新的年轮。

　　散场时，秋风卷起窗外几片落叶，像极了当年教室窗外的香樟树叶。我忽然想起刚当老师那年，在日记本上写过的话：“如果教育是条路，我愿做路上的一盏灯，不必照亮远方，只愿温暖过身旁的人。”如今看来，那些被温暖过的人，早已把这光亮，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曾是教师。这身份并未因离开讲台而消逝，它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精神上的胎记。纵使人生角色千变万化，那个站在黑板前的身影，始终是我生命最深的底色——纵使远行千里，讲台的回声仍在血脉里鼓荡不息，提醒我灵魂的源头，永远在那方被粉笔灰染白的三尺之地。正如是：

　　三尺台前燃烛火，照彻寒门学子路；四十年后话初心，长留野菊故园春。

作　者　简　介

　　肖大齐，合江县人。好诗文，痴楹联，喜钻山沟探寻文化根苗（中国楹联学会理事，四川省文艺促进会、生态文明促进会、楹联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作协、评协会员）。捣腾过建筑工程（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也管过企业（高级职业经理人），评过“省科技技术技能人才”。忙里偷闲，攒了些文字（著有《夜郎古道》《双枪老太公》《我的援藏空间》《川渝黔金三角旅游文化研究》等文学、社科作品14部）。半辈子牵肠挂肚的，就是咱脚下这方水土里藏的乾坤，总想着把它们从“故纸堆”里扒拉出来，在文旅商这条道上，点染点新意思。文艺评论也罢，生态保护也好，产业融合创新也行，路不同，那份想把家乡好东西活明白、传下去的念想，几十年都没挪过窝儿。

编辑：李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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