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献金运动 自贡何以居首？

　　卢沟桥事变以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剧减，难以保障军队抗日……

　　各地纷纷发起献金运动，自贡献金创下了当时全国最高纪录，1.2亿元！平均每人献金约600元，创全国纪录22项之多！

▲抗战时期，釜溪河中等待的运盐船（资料照片）

　　64岁的李国喜，更喜欢别人叫他“国喜”。因为在王家，大家叫他王国喜。

　　席上，两人结为干亲家，冯玉祥还将刚刚认的干儿女，分别改名为王国柱、王国栋、王木兰。

李国喜讲述当年自贡盐场的情形

　　1951年，王德谦的第11个儿子出生，他顺着冯玉祥的改名，将其命名为“王国喜”。不久，王国喜随母改嫁到一个李姓人家。

　　除了王家，1944年初到年底，四川各地的节约献金总额超过了5亿元，尤其是自贡，这个只有22万人的地方，竟为抗日捐下了1.2亿元，打破了全国各市县献金纪录，居全国第一。

　　“有的人说四川对于抗战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冯玉祥曾如此评论。

　　盐商王德谦一人捐款物1500万元法币，创抗战个人捐献最高纪录。

　　一位侯姓女学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全部献出。别人问她：“你不要嫁妆啦？”她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　

　　一位56岁的老伙夫将自己挑粪挣得的200元法币捐出，他说：我老了，不能和前几十年一样去打仗，只有在后方服点务，心里总觉别扭……只好把挑粪挣得的钱，全数献给国家。

　　战事吃紧

　　冯玉祥发起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自贡市作家王明亮说，71年前，年过花甲的冯玉祥冒着酷暑，从重庆、泸州内江到自贡，宣讲节约献金运动，并在釜溪河边，挥毫写下“还我河山”几个大字。如今，它已经列为自流井区文物保护单位。

　　卢沟桥事变以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东部沿海地区被占，致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剧减，几乎无力保障军队抗日。

　　面对着严重的国难危机，各界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还是民众自发的，一系列支援抗战的运动蓬勃兴起：扩大生产运动、节约建国储蓄运动、节约运动、献金救国运动等。

　　在众多的支援抗战运动中，冯玉祥倡导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逐渐发展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筹集资金最多的民众爱国运动。

　　从1942年开始，冯玉祥利用其影响力，在重庆做募捐。但毕竟范围小，响应的人也不多，献金运动陷入停滞。1943年11月，冯玉祥决定到重庆以外的地方试试。他沿着内江、自贡、乐山、眉山、成都走了一圈，历时3个月，于1944年1月回到重庆。当时的献金运动，一般都是政府把群众组织到一起，冯玉祥在现场演讲，然后群众自动捐献。这一趟，自贡捐了260万元，乐山捐了304万元，成都捐了1200万元。

　　见效果很好，春节之后，冯玉祥偕夫人再次出发，并就献金运动发出公开信，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是献金之款，全部用作慰劳前线士兵和购买大炮；第二是他为此打电话、写信、坐车、坐船，全部自掏腰包；第三特别要求，有钱人出钱，贫穷人不出，不能勉强别人出钱。

　　在泸县，伤兵们编藤椅、制雨伞，捐了义卖所得的1.2万元。在合江，民众献金1250万元。在内江，内江妇女界将捐献的金戒指织成梅花赞颂抗战精神，乡民曾仲海带头献金130万元，乡民李焕章以其200亩地每年所收600石黄谷，全部献于抗战……

　　自贡首富“国事如斯，安忍自利？”

　　冯玉祥曾感慨，在这一年的献金运动中，最让他感慨的地方还是自贡。

　　清末到民国时期，自贡都是四川出富豪最多的地方，因为出产重要的战略物资——盐。　　

　　1944年6月29日，冯玉祥在自贡慧生公园召开各界集会大声疾呼：“同胞、同胞，醒醒吧！把那用不着的钱，献给国家，好使我们打走日本鬼子，好使我们子子孙孙活着像个人样！”

　　自贡有钱人多，如何让有钱人肯为国献金呢？当时自贡市市长刘仁庵觉得，盐商主要是有顾虑，怕捐多了，成了出头鸟，今后有啥都找他出钱。　

　　东场自流井的王德谦和西场贡井的余述怀，是最有钱的盐商了，两人被列为重点说服对象。

　　怎么劝捐呢？刘仁庵想了些刺激办法，比如个人献金超过1000万元的，请冯玉祥出面，由蒋介石亲自接见一次。奖励办法公布出来后，余述怀就表示自愿捐献1000万元。刘仁庵立即让自贡的报纸，报道余述怀的献金事迹，并请省主席嘉奖。冯玉祥还亲赴余述怀的60大寿家宴，并将乘坐的别克小轿车相赠。

　　听闻余述怀捐款1000万元后，王德谦也表达了献金的意愿，他还发帖请冯玉祥上大安寨家宴。

　　虽是首富，但王德谦却非常低调，因其曾遭到过绑架，所以终年不出大安寨老屋。现年71岁的王典雄跟王德谦是同一家族，王典雄听父母说，王德谦衣着很朴实，常年着很旧的灰白长衫，吃完玉米糊糊后，用开水烫糊在碗里的，再喝掉。

　　1944年7月18日上午，冯玉祥一行七八个人，应邀来到王德谦深居简出的大安寨。王德谦以“豆花饭”、回锅肉款待。

　　在敬酒时，冯玉祥对这位久闻其名的富商表示，“先生能以人饥己饥之心待乡人，何不效仿弦高，救国家之急，献国士之心？先生不忍鱼之死，何忍千百万将士之浴血奋战而不为之输将？先生能以俭养德，必能为国脉民命而仗义吧！”

　　冯玉祥一席话，让王德谦也深为感动：“佛教所说布施，连肝脑也要布施于人，身外之物算得什么？”“我出一千万之外，再以食盐五百万赠之。”现场将家府所有粮谷全部献出，含黄谷894石，献金总额1500万元以上。

　　冯玉祥当场书题“见义乐为”四字，赠予王德谦。两人还结为干亲家。后来，很多人不理解王德谦为何如此慷慨，老人叹息道：“国事如斯，安忍自利？出钱出力，一本良心。设河山不保，敌寇深入，吾纵拥巨资，又曷能用……”

　　96岁老人

　　当年收破烂也捐了20块大洋

　　一切如冯玉祥所料，王德谦和余述怀两个东西场首富的捐款，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自贡一带的盐商富豪，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献金运动中。有24位盐商除团体捐献外，另个人捐献共300万元，还有77个盐商发起献金组织，约定每人每月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

　　普通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现年96岁的杨淑清老人，虽然很多事情都忘了，但她依然记得，1944年，她在自贡新街摆摊收破烂，每天看到很多人上街游行，呼口号，最后，夫妻俩捐了20块大洋。一块大洋在当时能买什么呢？杨淑清老人说，一块大洋买一担米，都还有结余。

　　由于生产战略物资，自贡在抗战期间，受到了日军17批次的轰炸，死伤数千人。现年80岁的王德良说，一听到警报声，父母就拉着他的手“跑洞子”，20几分钟才能跑到洞子，在里面待上1个多小时，等警报解除后才能回去。

　　自贡人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坚强，日军轰炸时，用钢板把井口遮住，日军轰炸结束，赶紧修复，又投入生产。

　　大型川剧《还我河山》编剧、自贡市作协主席廖时香表示，最开始，自贡人有一种“火铲没有落在脚背上，战争远在天边”的想法，但当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家园，将赖以生存的盐井和亲人毁灭，终于明白了国和家之间的关系。

　　王德良当年在自贡财神庙读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自贡29中校长、大安区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王德良说，当时，虽然年龄小，但知道捐钱是爱国行为，是“买枪买炮打鬼子”，于是，他把10多元零花钱全部捐了。

　　当时的自贡，只有10个乡镇，人口仅22万，但形成了“献金跃居人前，爱国不落人后”的浩大声势，除设立献金领导机构外，还针对不同人群，下设了十一个劝募队。

　　自贡育才小学的学生，采取献金预赛、决赛等方式，献金10余万元，学生们“有绝食的，有以劳力换取的，有节省日用的，有以热泪向家长争取的。”

自贡妇女用金戒指做的赤心爱国图

　　一位侯姓女学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全部献出。别人问她：“你不要嫁妆啦？”她动情地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她获得了全校献金第一名。

　　一个56岁的老伙夫凃得胜写信给冯玉祥，将自己挑粪挣得的200元法币捐出，这位老伙夫在信中说：我老了，不能和前几十年一样去打仗，只有在后方服点务，心里总觉别扭……只好把挑粪挣得的钱，全数献给国家。

　　全国纪录

　　自贡人均献金600元，还不包括实物

　　1944年7月22日上午，自贡蜀光中学召开“节约献金救国大会”，4万余民众，从自流井、贡井、大文堡、富顺县及10个乡镇，带着献金，向蜀光中学操场涌来，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打着锣，敲着鼓，吹着号，放着鞭炮，冲上献金台来。

　　盐都妇女们，除献金以外，还献出金戒指784只、金镯10双、金簪2双，还将其分别缝在缎幔上，组成两幅独具特色的图案：一个是“赤心爱国”，四角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当中是繁体字“爱”字，字当中是一颗鲜红的爱国心；二是“同盟胜利”，图为中、英、美、苏的标志，下面一个“V”字，象征胜利必将到来。　　

　　王典雄从父母那儿听到，当时，自贡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正街了，不宽，游行的妇女们牵着金戒指织成心形的“被单”，在大街上游行，街道两边的民众，取下金戒指、金耳环，往“被单”里扔，那些不方便出门的小姐们，则从二、三楼往下抛。

　　自贡献金创下了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1.2亿元，平均每人献金约600元。还不包括大量金戒指、金镯、布鞋等实物，创全国纪录22项之多。

　　其中，盐业界包括盐商、盐业团体、普通盐工共捐献1个亿，占了90%。正如当年自贡《市府呈报本市节约献金经过情形》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盐场既要躲避日军轰炸，又要增产赶运，经济早已运转不灵，不管是盐工还是盐商，都能茹苦负重，既为国家从事生产，支持抗战。在“举债度日之际，献金独有如此惊人之巨额，实足蔚为风气之先”。冯玉祥自传里回忆，“自贡盐工人均月工资仅2000余元，只够买一老斗米”，但最后盐工们却捐献了1000多万元。

　　正如发起人冯玉祥评价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时说的那样，“也许从物质方面来说，对于国家的补助，实在是小得很，而从精神方面来说，数百万世人的心，是激荡起来了，是与抗战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了，这种无形的绳子，实在比有形的金钱更重要。”

　　西南财大原经济学院院长刘方健教授介绍，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不过14亿余元，在抗战期间，税收骤减，国民党政府不断扩大法币发行量应对一切军政费开支，法币总体是一个不断贬值的过程。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两头大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但无论如何，1.2亿元的献金，也是令人咋舌的。

　　（来源：成都商报）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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