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岱峻：“发现李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7月4日，《四川日报》第09版刊发人物专访《文史学者岱峻：“发现李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再次聚焦李庄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波澜壮阔的文化抗战历史。

　　人物名片

　　岱峻，文史学者，祖籍四川资阳，当过知青、工人、记者、编辑。早年从事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写作，后转入学术研究，主要方向为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著有《发现李庄》（三次再版，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初版获《中华读书报》2009年百佳优秀读物，增订本获《光明日报》2021年十大好书）、《民国衣冠》（《中华读书报》2012年百佳优秀读物）、《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凤凰传媒2013年“十佳”读物、南京图书馆2014年“陶风奖”十大好书）、《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十大好书）、《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刘雨虹访谈录》等。

　　2004年，成都媒体人、文史学者岱峻出版《发现李庄》一书，其后两度再版，引发公众、学界较大反响，也极大提高了李庄的知名度。近20年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发现李庄》首发式于今年6月27日在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举行。

　　第一次走进李庄时，岱峻49岁，今年他近72岁。“三卷本《发现李庄》，是集20年时间，无数人辛劳的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表述。”该书以考证详实的资料、丰富珍贵的照片，大量未曾面世的诗文、日记、书信，全景式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一大批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内迁李庄，在当地民众支持下弦诵不绝的往事。

　　20多年来，岱峻因为研究李庄，逐渐从“记者作家”过渡为“学者作家”，李庄往事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也已经越来越多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将自己的写作，视为“一场漫长的告别，也是一次神圣的致敬，是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

发现李庄

“去探一探，也不晓得有哪些神奇”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与自西北方向而来的岷江汇流，造就了宜宾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下游20公里处的李庄，则称“万里长江第一镇”。

　　“这不是一个虚誉。”岱峻说，自古以来，宜宾就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带最重要的城市，素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之说，其部分运输、交易等功能，便有赖于通过李庄实现。这使得历史上的李庄极为富庶，其“九宫十八庙”等建筑也在岁月长河中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著名古镇。

　　这座江边小镇，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曾经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一批学术教育机构往大后方一再迁移。从1940年开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单位内迁至李庄，古镇李庄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湮没无闻。作为一名文化记者，岱峻初识李庄，最初也源自日常阅读中的只言片语。比如，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少文章，都郑重地写上“某某年写于李庄”，他的《师门五年记》一书同样在李庄完成；东巴文化研究专家李霖灿，上世纪40年代携大批东巴经典到李庄开展研究；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成书于李庄；跟随梁思成来到李庄的王世襄，文集中有多篇写于李庄，包括对李庄宋墓的测绘与考证……

　　李庄就这样反复撞击岱峻的心扉，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他的目光也开始自觉地追寻那段历程。1999年的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妻子“申领”了一笔差旅费，从成都出发前往李庄，“去探一探，也不晓得有哪些神奇”。

　　如今前往李庄，无论公共交通还是自驾都很方便。然而在当时，岱峻先得坐8个小时以上长途客车，或者每天一班的绿皮火车到宜宾，第二天转乘客运班车，再沿江徒步五六公里方能抵达。“进入李庄，要再去史语所驻扎的板栗坳，有一个300多级的高石梯，我拢共爬过一百多次，可能超过了当今所有李庄人。现在都开车了嘛，那条上山的小路早已经荒废了。”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岱峻每年都去李庄探访、调研。“20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李庄，从此就没能再走出李庄。一个人如果恋爱20年，很可能就烦了，就变成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了。但每次去李庄，我都会被感动、被激发，可以喝很多酒，可以说很多话，让我眼睛湿润。”他觉得，李庄有一种东西让他着迷，难以自己。

仰望李庄

“几十年后一去，记忆仍然鲜活”

　　2000年5月7日，岱峻首次以记者的眼光在李庄实地走访调研，然而过程却非一帆风顺，除了惊叹于古建筑的丰富完整，对学术往事的打捞几乎一无所获。他向一个村干部打听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对方惊呼，“你开啥子玩笑，中央的人咋会到我们这里来”；有一次在山路上遇到老乡，对方还以为岱峻是来收旧门窗的。

　　直到有一天，岱峻爬上高石梯，遇到一个农民在理红苕藤，便问对方晓不晓得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人在李庄住过。没想到，这位名叫张汉青的村民说，他的父亲张海洲曾给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抬过滑竿。“我一屁股就坐下来，在红苕地里开始聊。”这成了他在李庄搜集的第一个准确的人物故事。

　　一次次的探寻、走访之下，这样的口述史资料越攒越多。有一次，岱峻遇到一个农妇，她还记得自己帮助过一户广东人家，先生姓全。后来岱峻通过查找资料，得知他便是历史学家、教育家全汉昇，擅长运河经济等经济史研究。

　　当地还有一个邓婆婆，曾经给音韵学家董同龢带孩子，就连董家床怎么摆都清楚记得。后者还买了一只猪让她喂养，最后只拿走猪肝，其余部分都给了邓婆婆一家，相当于帮扶他们。“这些学者在李庄6年，跟当地老百姓有水乳交融的感情。他们离开以后，李庄很少再有外来人，几十年后一去，记忆仍然鲜活。”岱峻说。

　　“我做这件事情，如有神助。”岱峻觉得，自己的幸运之处在于挖到了一个“泉眼”，然后水就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写作《发现李庄》初版时，他的妻子冯志在一次全国图书馆学术年会上，偶然听说了一本尚未出版的中央研究院简史，马上与对方取得联系，让他第一时间读到了这本书。在一场饭局上，有个媒体同行得知岱峻关注李庄，后来专门从台湾带回一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新学术之路》。“里面是一个个学者的学术传记，他们每个人与史语所的故事。如果没有这套书，我就不能写《发现李庄》。”

　　2004年，《发现李庄》正式出版，引发各界强烈反响；2009年和201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两度再版。“现在来看，《发现李庄》就是以一个记者的眼光去仰望那片土地，只不过我是第一个人而已。”岱峻说。

　　走进李庄“二十年的积攒，才有了完整的把握”2007年，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去李庄，发现当地人说起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傅斯年，就像自家亲戚一样。后来他了解到《发现李庄》，便通过友人联系，邀请岱峻先后到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做分享。

　　随后，王铭铭、王建民、潘蛟等一批人类学家先到成都岱峻寓所拜访，又去李庄搞了一周人类学实地研习。“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我。”岱峻坦陈，《发现李庄》其实是一部报告文学，然而在这些学者看来，它还是中国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学术史。“通过他们才晓得我在做什么，做得有多浅陋。”

　　从“仰望李庄”到“走进李庄”，中文系出身的岱峻得“补课”。“面对李庄这样一个学术殿堂，仅仅受中文系学习和训练是不够的。”他开始在B站上慕课，听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讲中国历史地理，听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讲中西交通史，听哲学家陈嘉映讲哲学，还有世界史、社会学等课程，都一一完整学习、做笔记。他长期查阅成都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曾有一年的世界读书日，市图书馆统计读者上网时长，岱峻位列全市第一。

　　再以考古学为例，岱峻不仅做了大量案头工作，还参加由专业考古学者带领的考察队，学习使用洛阳铲、探铲等工具，在遗址内进行划线、挖掘。在山西晋南地区的一处遗址中，他“现学现卖”，发掘了龙山时期埋葬儿童尸体的瓮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所作《李济传》在业内颇受好评，甚至被业内称赞“岱峻已经是我们考古学专业的人了”。

　　岱峻过去颇有传统文人风范：他亲手制作盆景，一个个挑选合适的盆；热衷美食，在不少报刊发表过文章；看画展、写游记，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就连读书，也多是作为文人和作家的“轻阅读”。但为了“走进李庄”，他的案头有了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以赛亚·伯林这些难啃的西方思想、学术巨匠，开始具备学者的内涵。“20年知识的积攒，我有了对那座学术殿堂的清晰认识和完整把握。”

　　与此同时，通过《发现李庄》以及后续研究，岱峻逐渐与一批学者的后人建立紧密联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之子李光谟退休后，曾反复前往李庄追忆过往，岱峻与之偶然结识后成为忘年交。他在岱峻成都家中住了7天，睡行军床，天天做口述史。后来，李光谟把父亲的文集、著作、书信等资料一并交给岱峻，成为写作《李济传》、增补《发现李庄》的第一手素材。

揭示李庄

“没有文化的抵抗，打赢了又有什么用”

　　《发现李庄》曾两度再版，岱峻却始终未作修订。“不写，觉得有负人家的帮助；要写，又觉得时机不成熟，掌握还有欠缺。”在他看来，那时的李庄，是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一座灯塔，因此“既怕有辱先生，又怕有负后生”。

　　直至近20年后重新出版，单行本一下子变成了三卷本，25万字的内容扩充到135万字，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初版中着墨甚少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济大学，还有未曾写到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

　　对于初版中的一些文学笔墨，岱峻也重新考证和写作。“我写抗战胜利时的情景，一是靠同济大学的一些回忆，二是李庄当地人的讲述，同时又用了场景还原。其实是用想象来代替史实，这是不严谨的做法，新版没有这个东西了。”

　　复原历史真相，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岱峻觉得，历史研究如同盲人摸象，如果不停地摸，把各个部位都摸一遍，就会更像一些。“‘发现李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不是我能够完成的，甚至不是一个短时段能够完成的。”

　　《发现李庄》的研究和写作，开启了岱峻对抗战文化和文化抗战的持续关注。由于当时四川大后方的文教机构、学者多有交集，人才流动如同“一盘棋”，从李庄出发，自然便能延伸到乐山的武汉大学、三台的东北大学以及成都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岱峻着眼于华西坝，写出了《风过华西坝》《弦诵复骊歌》两部著作。

　　这些作品的意义在哪里？著名文史学者袁庭栋说，要了解抗日战争就要了解两个“庄”，即军事上的台儿庄和文化上的李庄。“他用略显片面的表述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岱峻说，战争不光是军事上的较量，在反抗日本军事侵略的同时，文化抵抗也是绝不容忽视的。“站在文化抗战的角度，就知道李庄的意义了。如果没有文化的抵抗，放下了书和笔，放弃了大脑的思考，醉生梦死，即使打赢了又有什么用？”

　　“当时有个口号叫‘抗战建国’，一方面要抗战，一方面为建国。”岱峻说，李庄当年的文教、学术机构，不少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学术研究、社会建设力量。“它是有延展性、传承性的，就像一江水一样，是无法用刀切断的。”

（来源：四川日报、翠屏融媒　记者　余如波）

编辑：李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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