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体小说·蔺州纪事系列｜那些年月的农民……

□　陈大刚

曾月生产队农民

　　1970年，许强烈下乡到杨柳公社联合二队当知青，因为父亲是右派的缘故，历次招工招生都与他无关，当兵更是想都不要想，于是就成了全公社有名的“老黄皮”知青。

　　许强烈父亲打成右派那年，他才5岁。1965年，许强烈上了古蔺县城唯一的中学蔺中。读完初一就开始文革，半年后停课闹革命，由于出身不好，造反派与保皇派红卫兵组织都不收他。父亲则为当年积极参加大鸣大放运动吃了亏，就要他呆在家里看书。1968年初中毕业后，学了两年木匠，然后就下乡。

　　许强烈家住县城万家巷子一个大杂院，小他4岁的邻居曾月，1974年高中毕业也下乡在杨柳公社，生产队在古蔺河边，离县城只有10里出头。下乡一周后的一个赶场天，房东大婶带着女儿来到了她家，当然就在她家吃了午饭。下一个赶场天是会计家来，再下个赶场天则是房东邻居来——那时县城是逢五逢十赶场，连续一个月，每到赶场天都有人上门，而且都是中午饭点前来。

　　来的人当然也没空手，都要送点田土里的南瓜、茄子、四季豆、辣椒之类。一月后再次上门，有的人就是空手。叫曾月家无法忍受的有三条。一是吃口好，一个人能轻松呑下她家两个人的饭。二是要东西，不少人讨要旧衣服，旧鞋子，旧书报，连空瓶子也要，甚至还有人借钱。三是不讲卫生，口水鼻涕横飞，一屋子山烟味。最后一条尤其让曾月外婆苦不堪言——曾月外公解放前是县城做生意最牛的人之一，还在重庆与人合作了一布匹商号，一来二去，就娶了一重庆女子做二房，后来就成了曾月外婆。外婆生活讲究有洁癖，自然受不了乡下人的邋塌。每次人前脚走，她后脚就要忙上半天清洗桌凳，用开水煮碗筷茶杯。日子一长，外婆就得了“赶场天恐怖症”，头天晚上就失眠。后来为了躲“瘟神”，一到赶场天，她家就锁门——父母在单位吃，外婆则带着曾月三个弟妹到舅舅家搭伙。1976年，弟弟高中毕业，家里就让他到几十公里外的赤水河边插队落户——这叫惹不起，躲得起。

　　曾月生产队有三个知青，另外两家也遭遇了同样的“赶场天恐怖”。奇怪的是，各家上门的人却不相同。后来才了解到，赶场天到知青家蹭饭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由房东家承头私下约好，几家人包一个知青，11点左右上门，便于主家煮饭时加米，但一次不能超过二人。

许强烈生产队农民

　　让许强烈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生产队的农民却与曾月生产队的两个样。也有赶场上许强烈家的，但人少，且同他走得近。来时还要拿点鸡蛋、黄豆、酒米之类，而且从不讨要东西。队里最穷的几家，居然没一人上过许强烈家门——据房东说，怕丢人现眼。

　　多年后，许强烈为这事找了原因。一是自己生产队离县城有将近20里，进城费时，赶场人相对少。二是生产队人平田土两亩多，还有让其他生产队流口水的许多冬水田，村民大多能混饱肚皮。而曾月生产队虽过河就是古蔺大公路，但人多地少，那地又多为干烧瘦薄的紫红色流沙地，出不了多少粮食，一到春荒，许多人家就吃不饱饭。整个生产队除了颜姓地主当年留下来的瓦房，每户人家住的都是土巴墙茅草房。

　　许强烈队上大多数人家虽然不在春荒时节哭天喊地，但人多粗俗，脏话张口就来。队长罗大汉就没带好头，队上开会时，见大家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就大声呵斥，“妈逼，都找地方坐好，别老妈屙尿乱汪汪的”。会场中有大妈大婶叽叽喳喳，他就骂，“母牛尿多，女人话多，你们那大嘴小嘴是不是都要安环”——那时已开始搞计划生育，号召二胎妇女安环。他在会上要求社员们出工要出力，要像男人抱婆孃那样使劲。曾私下对许强烈说，社会主义就是“锅头要有煮的，下头要有杵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有饭吃，要有女人。许强烈当即就想到了旧时山西人向往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

　　房东家二儿子犟拐拐那张嘴比队长更臭。这小伙子18岁，上有一已婚哥哥，下有三个弟妹。嫂子李碧英因得罪了队上一户人家，那人就挑拨犟拐拐，说他是家里长工，帮哥嫂养几个娃娃，还要帮几个弟妹，要趁早同哥哥分家。犟拐拐被多次洗脑后，脑袋就进了水，心像蒙了一层猪油，三天两头吵闹，要哥嫂分家。尤其看侄儿侄女不顺眼——娃娃稍有不是，他当着哥嫂面就骂侄女“狗日的”，用“日你妈”赏侄儿。妹妹上大队小学，很有些读书天分。五年级时，老师多次家访，动员送她上公社中心小学办的戴帽初中班。犟拐拐爹原有观念是，女娃是帮人养的，能认自己名字就行。但禁不住老师劝说，就有些动摇。犟拐拐却死活不同意，说已供妹妹吃了10多年闲饭，现在必须做活路挣工分。有次妹妹在油灯下看书，他竟然一把抓过，两爪撕得稀烂，“看啥子书，浪费煤油钱，去宰猪草。”

　　让李碧英特别伤心的是，有年春荒时，父亲走了十多里路，可怜兮兮上门借五升包谷救急——李碧英可能是喝古蔺河水长大，极标致水灵，颇有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吴青华的俊俏，娘家在曾月生产队，当年为能吃上饱饭，才嫁到这边小地名叫白凤山的山里，用当地人话说，是“坝子里的雀鸟往山上飞”。李碧英几个弟妹小，已经吃了十多天干板菜饭——那干板菜是头年冬天的青菜用开水焯过晒干装坛，吃时宰细粹，用些许麦面或包谷面搅和，或者是掺进米饭中，只是那米粒粒可数。但犟拐拐坚决不同意借。嫂子只能心里流泪——公公是一个蔫茄子，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自己男人随他爹，只要没人搭理，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这个家就让犟拐拐当了。伤心之下，她就找了队长婆孃李碧蓉——那女人算起来是她远房姐姐，平时常说些体己话。就开口借了三升包谷，说秋后自立门户就还——秋后果然分家，两弟兄还打了一大架。

农家子弟穆天虎求学

　　1977年恢复高考，许强烈上了四川师范学院。在大学里，他曾分析了当年这几个事例。

　　曾月生产队农民的作派，实在是穷逼出来的。他们本来就吃不饱，知青来了等于是多一张嘴抢饭碗。青黄不接时，能够有机会到知青家“打牙祭”，吃上两碗纯大米饭，自然是不吃不白吃。从深层心理分析，这可能也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报复。民以食为天，人格尊严与饿肚皮相比，肚皮更重要。蹭饭的农民其实颇有些悲壮，但凡肚皮能吃饱，谁会将脸抹下来扔地上？

　　队长罗大汉的粗口，纯粹是没文化，他只进过1950年代的扫盲班。

　　犟拐拐的作为，是没文化加没教养。他爹解放前是长工，谈不上什么见识，再加上性格原因，娃娃们就是“有娘养无娘教”的野养。那犟拐拐9岁才上大队小学，到三年级读不走，就拿起锄头上山下田。

　　没文化没教养的不止犟拐拐。整个生产队没一个初中生，有几个勉强读完小学的，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大队小学是几间破朽土墙瓦房，厕所是几根木头搭的草棚，地上挖个大坑，男厕所还没门。三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一个老师包一个班，5 年级单独成班，其余两班，一是一年级同二年级合班，一是三年级四年级合班。

　　穆天虎是生产队出的第一个初中生，而且上的还是蔺中。

　　这个奇迹来自于穆天虎外公颜兴文。颜姓是杨柳公社大姓，按颜氏家谱记载，他们是南北朝颜之推与唐代颜真卿一脉相承的后人。解放前颜家人丁兴旺，田土多广，曾月生产队的水田就全姓“颜”。甚至杨柳公社最早得名，也来自颜家。这里地形为数山夹一近10华里的狭长田坝，坝中有一条小溪河，沿河连绵栽柳，故得名杨柳坝；因柳系颜氏所栽，又叫颜柳坝。《颜氏家训》中“积财千万，无过读书”，更是在颜柳坝生根开花——颜兴文曾与家族中其他乡绅共同出资，兴建了颜柳坝第一间新式小学，还把大儿大女都送到泸州上高中，二人成了热血进步青年，1950年进西南军政大学，随军解放大西南，后来一个在贵阳安家，一个在昆明安家。穆天虎母亲与小舅解放时才10来岁，因家庭成分高没资格上初中，就只有在农村一背太阳一背雨。小女儿长大后，颜兴文忍痛让她下嫁到白凤山原来的长工穆家。穆天虎名字是外公取的——他出生头晚上，母亲梦一老虎扑入怀，因上头有两个姐姐而占三，外公便给他取小名“三虎”，大名“天虎”，而把他按宗族排行的“秀”字辈摔到一边不用。

　　穆天虎天分高，儿时颜兴文来看他，一首诗词教上三五遍就能背。上学后，书也读得好，四年级时，老师分身照顾三年级娃娃，就让他带四年级同学读课文或背书。小学毕业时，老师强烈建议送他上中学，而且最好是到县城，如果只是上公社戴帽初中班，可能就废了这苗子——那戴帽初中班所有老师都是小学升上来的，还没英语老师，物理与化学老师则是半路出家。颜兴文知道后坚决支持到县城，口里念着“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固须早教，勿失机也”的家训，亲自写信给昆明的儿子，儿子又同县上当领导的同学联系，穆天虎因此得以进蔺中，成了许强烈校友。

　　穆天虎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妹，父亲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又得了痨病，年迈的爷爷奶奶手脚也不方便，全靠母亲支撑。家里因此是全队最穷的人家之一，春荒吃干板菜饭时，爷爷就要把米饭刨出来，挪给穆天虎和最小的弟弟，说自己泥巴埋到了喉咙，吃大米是糟蹋粮食，不敢亏了正吃长饭的娃娃——穆天虎自然就没条件住校，只有跑通学。早上6点出门，小跑一样爬上白凤山到轿顶山腰，再下一匹大山坡，然后在筲箕湾过古蔺河到学校。去时因刚吃饭有力气，基本上一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半放学回家时，一是爬到轿子顶山腰有将近10华里，中午又没吃饭，就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从初中到高中，他中午都是伏在书桌上呑清口水。放学回家路山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几乎吃遍山上所有可吃的野生东西。有次学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上台发言人多，工宣队长总结时又哆嗦了半个多小时，散会已经6点过。还没爬到轿子顶山腰，人就饿得挪不动脚步。路边有一块大石，他不管不顾就往上躺，头却着一软物，返身一看，吓得大叫一声“蛇”滚下石来。跳出几步回看，那蛇有小杯粗，却不动，定睛再看，是死蛇，应该是白天被人打死扔在石上的。心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吃了它。”竟然就将皮撕开，生吃了——那时学校批判会常开，可惜石上死蛇却不常有。

　　穆天虎是1973年上的初中。1979年，他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进校不久，就在学校文学社刊物上发表了自己求学经历的散文《亮杆》——

　　山里的故乡一入深秋，就是云遮雾缠，雨雪霏霏，一直要到来年二月二龙抬头，天才敞开。前后有小半年，早晨8点，天才大亮；晚上5点过，天就擦黑。母亲凌晨4点起床做好饭后，就把我叫醒。我搓着双眼起床，急匆匆吃了饭就拿着亮杆上路——我们赤水河流域乡下将“火把”叫“亮杆”。原料一是葵花杆，一是松树皮与柏香树皮。一到秋天，母亲就把它们成梱放在冬水田浸泡上二十多天，再捞起晒干，然后用麻线捆扎，就成了亮杆。这样的亮杆点燃后不容易熄，经得住风与小雨。我就用它照着出门上路。脚上穿的是草鞋，到了古蔺河边洗净双脚，再从书包里拿出胶鞋换上——胶鞋是姨妈从贵阳寄给外公的，外公舍不得穿。如果是雨雪天，膝盖以下就全是泥浆水，要到中午，才能靠身体散发的热量把裤子基本“烤干”。换下的草鞋则塞进河边石缝中，放学时再取出换上，胶鞋则擦干净用纸包着放进书包。爬大坡到桥子顶半山腰，天就黑尽，将寄放在路边人家亮杆取出点燃下山。下到半山腰是颜家坟坡，埋了大小30多所坟。坟岗有棵高大的皂角树，树上有老鸹窝。出了坟岗再转上一个山凹，相隔大约一里路就是我家。刚上初一时，有次到了坟岗尿憋得慌，就停下撒尿，倏地“呱——”一声老鸹凄厉瘆人的叫，吓得我全身一抖，闪了尿筋，十多天后才恢复正常。自那以后，我一到山凹，就会听见夜空中“三虎——我的虎儿——”的呼唤声。那是母亲站在坝子边，呼喊我的声音；那是母亲喊我的名字，给我壮胆。声音每隔半分钟出现一次，间隔期间，就有亮杆的火光在家门前坝子里晃一圈。我一般是7点前到家，如果到时人没出现在家门，母亲就会到坟岗上的山凹呼喊，晃动亮杆——母亲的呼唤与亮杆的火光，响彻并燃烧了整整五个冬天的夜晚，铺成我归家的路，把我送进一个又一个阳春三月……

知青和农民

　　读了穆天虎的文章，许强烈产生了深刻的反思——那时正流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他感到与穆天虎为代表的农村人苦楚比起来，知青简直是好到了天上。批林批孔中，曾专门批林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谬论。许强烈认为，知青如果是变相劳改，那农民则是终生劳改，也可以说生下来就判了无期徒刑，而知青只是有期徒刑——下乡两年后，有门路的知青就可通过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

　　从物质生活条件上讲，知青有安家费，第一年口粮与生活费都由国家包。参加生产队分配后，口粮达不到每月30斤，国家要补足。农民则是田土出多少就是多少。比如，曾月生产队一个社员只能分到手150斤左右的谷子，按七折成米，只有100斤出头。许强烈生产队好些，可以到手200多斤谷子。而城镇居民年满15岁，每月就有25斤口粮。但许强烈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农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春荒时节一半要靠红薯和干板菜打补充。队里有娶媳嫁女的所谓办席，上桌子的主菜也就是一盆魔芋或豆花，饭则是用粗麦子面掺少许白米做的“麦螺丝饭”，或包谷米饭。穆天虎家因劳动力少，又拖有病人，每年都要向生产队借钱粮。

　　干活也不一样。农民出工基本上就是在田土里干活。知青花样多——公社有个知青父亲是商业局管储运的，找车到德耀关为生产队拉了一车煤炭，就挣了一个月工分。公社要求每个大队都要用石灰在岩上写一人高的“农业学大寨”醒目标语。大队支书知道许强烈能写，就喊许强烈写。许强烈提出要300工分，并配两个帮手清理岩石上杂物，铲出写标语场地。于是，两个壮劳力在许强烈指挥下，干了10天完事，但二人每天工分却只有10分，仅值一毛五分钱。曾月下乡半年后，就去当了大队小学代课老师。有文艺细胞的知青，还时不时被抽到公社或者区上参加文艺宣传。用知青们的话说，这些都叫吃“粑粑工分”。

　　穆天虎上初三时，就开始在许强烈知青房进出，主要是向许强烈借书——有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红岩》、鲁迅小说杂文，还有许强烈珍藏的《普希金文集》。许强烈念他上进又苦，便生出对他的同情；再念及自己因父亲是右派，每次招工招生都没门的命运，内心就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惜。知道他家为省油钱，晚上能不点灯就不点灯——穆天虎姐姐与母亲，都练就了晚上宰猪草不用点灯的神技。因此，假期中许强烈就主动叫他来自己这里比煤油灯亮的马灯下看书——那时全生产队只有三盏马灯，另外有马灯的两户口人家，一个儿子当兵提干排长，一个儿子在公社当林业员。许强烈还把不穿的衣裤给穆天虎，但他竟然不要，只红着脸收了一双长统靴——那双长统靴许强烈只穿了半年多，发小招工进重庆大厂后，寄来了新的，旧的自然淘汰。

　　假期中二人在一起时间多，当然就少不了天南地北瞎聊。有次穆天虎愤愤不平地说，“许大哥，我想给你说一件事，你别生气哈。” 许强烈让他尽管说，他便讲开了，“一些城里人看乡下人眼睛太歪邪了。比如，城里人说一个人愚蠢、粗俗、邋塌、脑壳不开窍，就骂他是‘农民’。天，农民又没惹他，怎么就扯上了。对农村人的称呼也充满了歧视。‘农二哥’这个称呼，因有工人是老大哥说法，也还说得过去。但‘农二皮’的叫法，就让人受不了。还叫农民们是‘农敲’，并编了歇后语‘贫下中农打鼓——农敲’。难道城里人天生就比农村人多长了一个耳朵，就有权利这样侮辱农村人？”

一言难尽的当年农民

　　面对穆天虎的责问，许强烈无言以对——城里人糟蹋农村人的事，他知道得太多了。

　　许强烈院子里有个剃光头的小混混，外号“小沙弥”，父母无正当职业，寻常靠走乡串镇赶场讨生活。小沙弥上学时贪耍，小学毕业就与一伙二流子在社会上游荡，逢场天还要干些小偷小摸事，尤其爱欺负赶场农民。遇有卖米卖豆子的，一手插进布口袋，将米豆之类卷入袖中，然后揑着袖口高举手，米豆就滑入衣中。那衣下摆扎进腰带，便如口袋一般。同伙则配合行事，同卖东西农民说三道四转移注意力。一次伸手摸一农村女子裤包，因女子裤包破了洞，直接摸到腿肉。那女子气急骂了一声“流氓”。他声音居然比女子还大，“你才是流氓，没穿内裤。”旁边人闻声，眼睛齐刷刷看过去，女子臊得一脸绯红，眼泪哗哗流。那天许强烈正好进城经过，见那女子是穆天虎二姐。问了原委后，许强烈上去就给了小沙弥一耳光，“小杂种，小畜生，龌龊，滚!”

　　农田万亩，农家只取一半食。那些年月，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要挖几锄头才有一锄头是为自己挖的——那多挖的锄头，包括了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保管与大队支书、副支书、会计、民兵连长、贫协主席的工分补贴，还有大队小学的一些开支。大头是必须给公家交谷子、麦子、包谷、菜籽和猪。城里人因此才能凭粮本本买米，每月吃上一斤肉，还有二两菜油。

　　“秋前十天无谷打，秋后十天满冲黄”，谷子打好晒干扬沙后，得选最好的送公粮。队里壮劳力要挑150斤左右，许强烈也 要挑100斤，颤颤巍巍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爬坡上坎，一天四个来回。正是“秋老虎”的太阳毒人，知青还能买5分钱一块的冰糕解渴，农民就只能在田水凼里捧水牛饮。粮站收粮的，对公粮横挑鼻子竖挑眼，必须先过两关才收。一是上风簸吹去碎屑。二是要晒至少两小时。那时流行一首二胡独奏曲《喜送公粮》，一首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送粮忙》。许强烈于二者都有点技巧，但始终演奏不出那个“喜”来——只觉得那旋律中跳动的都是农民送粮时的“汗”“苦”“怨”。

　　农村有句俗语“富不丢书，穷不丢猪”。但当年农村人养猪首先得为城里人养——如果只养一头，须先上交半边给公家，剩下的半边自己才能张口；如果养两头，须先交一头取得“留猪证”，才有资格宰杀另一头。上交的猪还必须上120斤。接猪站收猪的人，比粮站的更霸道更罗唣人。许强烈曾陪同房东家交猪。天没亮就把猪按在竹篾片编的架子上捆绑，犟拐拐与哥哥二人抬，到接猪站是上午九点半。收猪的人戴了一个红袖箍，一脸横肉，还有一道显眼的疤痕，交猪农民私下就叫他“疤脸横”。那疤脸横之前同小沙弥一起操社会，姐夫是造反派组织一个头头，当了副站长后，就招他作临时工收猪。疤脸横验收猪时，上来就给猪一脚，口里还骂骂咧咧，说这些猪就像农民一样穷吃饿吃，肚皮里都是潲水猪食，要先屙干净，下午两点才收。不由人分说，抬脚就走。下午来时，坝子里躺了10多头猪，他逐一站到猪肚皮上使劲踩，没踩出屎尿的，就刷一道红油漆吆喝去上称。居然有猪被他踩得惨叫中拉出了些许屎尿，他便得意地厉声呵斥猪主，“想麻混我的人还没生出来。”有一农民气不过，对着他背影骂，“你妈才穷吃饿吃，一肚皮潲水猪食。”被举报后，他竟然打了那农民两耳光，还要人下跪认错，“不给老子赔罪，就不收你的猪。”

　　不过，疤脸横只嚣张了几年就让上天收走了——这小子想到外面玩几天，就死活要押一车猪到宜宾。雨天路打滑，车爬箭竹坪时翻下了岩坎。奇的是一车猪个个活蹦乱跳，驾驶员虽摔出车，却只擦伤手臂，疤脸横摔出时，头碰上了岩石尖——尸身竟然被猪拉了一摊屎尿。罗大汉进城交猪听说这事，就破口大骂，“狗日的杂种，吃铜屙铁，吃篾条屙篓篓，活该报应!” 

尾声

　　2003年，蔺中做70大寿，许强烈同穆天虎在分别多年后见了面。其时，许强烈是四川大学教授——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研究生，又读了博士。穆天虎是邻近叙永县分管农业副县长——大学毕业，他分到蔺中教了5年书后，考调到县委办公室，又下到乡镇任职，之后异地提拔任职。

　　二人在感喟中回首了当年沧桑岁月，也谈到了当下农村。许强烈感叹，“当年知青欠农民，城市欠农村!”沉吟有顷，又懊丧而遗憾补充，“现在城市依然严重亏欠乡下人——城里人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投资修建的学校、医院、公路、铁路与各种场馆设施；乡下要修公路要拉电线到村上，农民就得出力，还要自己掏腰包，还得求爹爹告奶奶找政府讨补贴。在时代结构中，农村仍然屈居于五环之外的‘郊区’，房价不看涨”。

　　穆天虎沉闷良久，重重地吸了一大口烟。

作　家　简　介

　　陈大刚，四川赤水河边古蔺人，1958年出生。曾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文学，上海青年等报刊杂志发文三百余篇。出版有《站立天地间》《对自己好点》《笔走大中国——一个人的国家地理》《笔走五大洲——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四书。后两书由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先生与电视剧《雍正王朝》编剧罗强烈先生作序。

（完）

编辑：李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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