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县《侨寓记》里缺了谁？

　　为了求证诗祖尹吉甫出生归属地，2024年8月3日至6日，由泸州老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李云平、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茂华、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陈善珍、泸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孙孝莲一行四人组成的调研小组远赴湖北房县、山西平遥进行实地调研考察。调研组一篇题为《从流放地视角谈尹吉甫的出生地》的调研文章在川南在线和都市头条发表后，引发热议，短短几日，阅读量近六万。

　　尹吉甫是西周大功臣，“文武吉甫 万邦为宪”功高盖世，尹吉甫是否被流放？什么原因被流放？流放地在哪里？房陵（今房县）作为古代四大流放地之一，尹吉甫作为西周宣王时期的重臣，又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比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早五百余年，比老子早两百多年，比孔子早三百多年，比李白早一千多年。确凿可考的西周大诗人为什么在两千八百多年前会繁衍生息在房县青峰山上？此次调研组之行也包括了尹吉甫在房陵的生活地青峰山。两千八百多年过去了，如今上青峰山的盘山公路还陡峭到让车上人翻肠倒肚的地步，还能感受到原始深林般的险峻和人迹罕至，两千多年前那里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

　　尹吉甫作为西周时期深得宣王器重、百姓爱戴的大功臣，如非不得已，怎么会在那种荒无人烟之地求生存。青峰山作为西周重臣尹吉甫晚年的“采邑”地，只有一个理由，那便是获罪流放，基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采邑”即“采地”“封邑”“食邑”，是指古代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税田租赋。“采邑”盛行于周朝，同是国君的封赐，此封赐并非彼封赐。山西汾州曾经是尹吉甫的“采邑”地，称为尹国（诸侯国）。房陵县青峰山又称万峰山，据房县近代人说是尹吉甫晚年“食邑地”。前者是尹吉甫立功获得侯爵爵位的封赐地，后者是尹吉甫晚年征战被奸人陷害获罪时的指定流放地。

（房县人民政府网发表的文章）

　　记得调研组《从流放地视角谈尹吉甫的出生地》一文在交李云平校审时，文中“侨寓在房陵的13人”改成了14人，而当时房县博物馆的《侨寓记》里明确记录是13人，调研组把13人的简介和流放原因等拍照保存。虽然是一个数字，作为该文的执笔者和校审者都必须持严谨的态度，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写文史类文章者必备的操守。我再次调出调研组保存的房县《侨寓记》相关照片和文字记载，确是13人无误。

　　疑惑间，李云平发信息，叫把文中的14人改回13人。李云平作为房县之行调研组的组织者，对房县之行的所有调研文章持慎重态度，反复斟酌查证，大概也是基于《侨寓记》明确只有13人的资料信息，与房县人民政府官网公布数据的14位流放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相关资料显示的数据不符，才决定改回依照博物馆公布数据13人。这个细节在我心中疑点般地存在着，关于尹吉甫晚年流放湖北房陵青峰山的判断，还需要相关依据来佐证。

（今日房县发表的《房县尹吉甫遗迹及后人多》）

　　带着一系列疑问，查阅了大量资料，解开了李云平第一次修改时为何把房县《侨寓记》里记录房县流放史上位高权重的流放者由13人改成14人的原因。终于找到新的佐证：房县2004年11月发表《唐朝庐陵王进山给房县“打工”》一文中提及“周宣王朝中太师，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主要采集人尹吉甫，曾流放多年。榔口乡投入30余万元，开发尹吉甫呆过的宝堂寺，现已累计接待游客......尝到甜头......又开发帝王景点百余个......旅游收人达1400万元。”关键词是“尹吉甫呆过的宝堂寺”，房县青峰山的尹吉甫庙又名宝堂寺。浏览《湖北省石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口村历史沿革》“榔口村......秦汉时期，房州人（房县）在此开始农耕“插禾为标，挽草为计”，标注自己开垦的范围.....清光绪7年（1881年）......民国23年（1934年），归属二区青玉镇（今青峰山）所辖......2012年榔口乡更名为尹吉甫镇。”所以，榔口乡投入30余万元，开发尹吉甫呆过的宝堂寺。秦汉时期距今约2200年，也就是说2200年前，房州人（房县）的农耕还是“插禾为标，挽草为计”的最原始状态，2800年前的房陵青峰山更是高山绝壁，荒无人烟，流放到那里的人，无需监视看守，让你走也无法走出重重大山。房陵为何能成为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流放地”之一，可从房陵的名称由来找到答案。房陵，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

（百度上发表的《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口村历史沿革》）

　　2017年7月房县网发表的《房县发展旅游，就要给唐中宗正名......》一文“流放到房县的帝王级人物达22位，巡抚级人物50多人，他们多是帝王宗亲或贵胄之后......房县作为18个朝代2800年帝王流放的专用地，必然会激起天下游客的憧憬和游兴。”其实，房县的流放史远不止2800年，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五帝之一尧帝之子丹朱。

　　《在房陵流放的主要的历史人物》中，排在第一位是“丹朱，帝尧之子，是房陵史上第一个被流放的太子。”关于上古时代，一说距今约5000年，有学者认为，历史时期应当从有文献记载的人类活动开始算起，通常被追溯到三皇五帝、夏商周等早期文明（大约4000年——5000年）。一说历史时期，应当从人类显著影响地球表面的时代开始，大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房县融媒2015年发表的《庐陵王在房县的那些事》一文记载“14位被贬流放到房州帝王将相中最高层次的官员是唐中宗皇帝李显。”

（《房陵帝王流放录》书籍封面 扫描件）

　　流放是古代沿用的一种刑法，是把犯人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又称为迁刑、谪戍等。从上古时期开始，持续到明代结束，例如尧帝儿子丹朱流放到房陵，明代杨升庵流放到云南永昌，王阳明流放到贵州修文。

　　房陵是房县古称，房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特别是流放文化，博大精深，全国罕见。新疆是罪犯的流放地，岭南是文人骚客的流放地，而房陵地区则是帝王最集中、成规模、高规格的流放地。打开房陵文化丛书《房陵帝王流放录》，虽然没有看到尹吉甫名列其中（也许出于对外宣传目的等），但是在房县的各个媒体上均发布有尹吉甫曾流放在房县的文章。其中说，把帝王流放到房陵，有其深刻原因。

　　首先，房陵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巩固有如房室，划地为牢，流放者不易逃逸；其次，房陵历五代乱离，无兵燹患，诚久安之地，把流放者放在房陵，安全有保障；其三，房陵离长安、洛阳、汴梁等都城不太远，易于管理；其四，房陵中部平坝，物产丰富，气侯湿润，适于流放者生存，无衣食之忧，生活有着落。 所以，不仅流放到房陵的帝王多，而且很多大臣也都流放到房陵，最后一个流放到房陵的大臣为明代大理卿母德纯。

　　把帝王流放到房陵，增强了房陵的历史厚重感，历史与地方民俗文化相结合，便形成了独特的房陵流放文化，它提升了房县的文化品位，是历史留给房县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帝王流放，给房陵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宫廷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以及方言民俗等，成为房陵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源丰富，取之不尽，并由此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传说，使房陵文化大放异彩，鲜艳夺目。 房陵流放文化的挖掘、整理、出版，对于房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市镇建设以及酒文化，民间文化等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百度2018年5月发表的《历史名人：尹吉甫人物生平》）

　　在《历史名人：尹吉甫人物生平》中“尹吉甫晚年被流放到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今日房县”2010年发表的文章《房县尹吉甫遗迹及后人多》一文中，写到万峰山（即青峰山）宝堂寺内大型石雕龟驮碑上刻有明正德十一年立的《万峰山宝堂寺立碑记》碑记中，明白无误刻着“此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由山西而至此，久隐山房......”。2014年4月《房县文化》一文中“......据史料记载，有十四位失宠的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流放在这里，遗留下深厚的流放文化、诗经文化、巴楚文化......利用周宣王朝中太师、《诗经》的主要采集人尹吉甫流放房县时曾呆过的宝堂寺等历史遗址，开发‘帝王流放生活探秘’和‘流放文化考察’旅游......”这些房县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佐证了尹吉甫是从其封地---山西尹国流放到房县的。

（房县人民政府门户网上发表的《历史文化》）

　　调研组在房县博物馆很显眼的地方看见展出的《侨寓记》里，只有13位流放在房陵的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分别是：吕不韦、赵王迁、赵王张敖、济川王刘明、秦王赵廷美、恭帝差宗训、惠王朱友能、唐中宗李显、驸马房遗爱、河间王刘元、广川王刘海阳、清和王刘年、常山王刘勃。

　　根据房县政府官网记载数据的最著名的是14位流放在房陵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那么，《侨寓记》里缺失的这一位流放的达官显贵会是谁呢？

（百度个人图书馆发表的《尹吉甫年表》）

　　尹吉甫是周宣王时期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中国诗歌有记载作者的开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是《诗经》的主要采风者、编纂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万邦为宪”的宰辅典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比屈原早五百余年的爱国诗人；是四川历史上比苌弘还早的第一个出川的伟人。尹吉甫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周宣王亲命大臣作诗为颂“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被封为西周太师。尹吉甫年逾古稀，还在为国征战，晚年因奸人陷害获罪流放房陵。西周太师尹吉甫被列入流放在房陵的最著名的14名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毫不为过。

　　房县开发流放文化旅游，推出的第一个流放到房陵的人物就是尹吉甫，打造的第一个曾经的流放景点，就是尹吉甫流放时呆过的青峰山（万峰山、宝堂寺），房县打出的第一张文化名片就是《诗经》文化，足以说明尹吉甫在房县的流放史上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奇葩的是房县展出的《侨寓记》人物中竟然没有尹吉甫，其中原因值得质疑。假如这最著名的14位流放房陵的帝王将相，其中一位就是尹吉甫，那么房县其它宣传平台和近代人的文献著作中，有关“尹吉甫，房陵人，食邑于房，卒葬于房”“中华诗祖尹吉甫，西周宣王时期太师，生于房陵、卒于房陵、食邑于房陵”的说法就要被推倒重构。如果坚持以上说法，并坚持只有13位流放帝王将相，即使与政府官网和历史文献史料不一致，多数的大众也不知道原由，也不会去仔细琢磨，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这样的话，房县文化部门的同志对人民对历史就太不严谨、太不负责了。如果这种不正风气是放到清康熙时代，有些人是绝对下不了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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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不妨把尹吉甫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做一次简单的梳理和推理。尹吉甫出生于四川泸州纳溪罗东村（其故居遗址尚在），童年、少年时期在龙马潭区学士山、石洞学习生活过，学士山有“尹吉甫信谗逐放伯奇”暨琴台霜操典故；石洞在清初曾经有皇帝恩准修建的“周太师尹吉甫故里”牌坊。尹吉甫青年时期（约18-25岁）娶名门望族大家闺秀马氏为妻，生子尹伯奇。马氏夫人因故早逝，葬于夫家坟地纳溪罗东山罗东漕尹嘴（咀）附近的飞凤寺主殿位置，后因每年祭祀者太多，损坏当地百姓庄稼作物，无奈约于清代1830年迁坟墓于纳溪丰乐罗东山寨（战）门口牛背石附近，马夫人坟茔墓碑尚存，其守墓人历经十代为马氏坟墓守墓的遗址尚存。尹伯奇被后母（后母生子尹伯封）谗言所害，在学士山被逐放后抚琴作《琴台霜操》，至今抚琴台遗迹尚存。

　　历朝历代，“琴台霜操”和“衣苔带藻”的故事在泸州广为流传，古代不少文人大咖都曾为抚琴台留下宝贵诗篇。尹吉甫青年（约29岁）北伐猃狁征战于山西平遥、南征淮夷平乱理政于河北沧州南皮等地，不但战功赫赫，还是山西平遥的筑城之祖，赏赐封地是山西含平遥在内的汾州。尹吉甫在仕周期间，先后另娶仲氏和姜氏，后来仲氏仳离，改嫁给尹吉甫宗侄伯氏；姜氏即谗言陷害伯奇之人，后被处死。尹吉甫晚年参与征战西戎，被奸人主帅伯氏陷害，获罪后，被幽王卸职消禄，举家从其封地山西汾州流放房陵青峰山，其后裔家眷等一并同往流放地房县青峰山，并在此一带接受流放处罚，繁衍生息。

　　两千八百多年过去，房县的尹氏后裔可谓瓜瓞绵绵，枝繁叶茂。尹吉甫客死他乡，泸州有御立的“穆清祠”，建在蒋家大院附近（今泸州酒城宾馆内），有史料为证。穆清祠是纪念尹吉甫、尹伯奇父子的祭祀庙，历朝历代在泸州执政的官员无不顶礼膜拜，将穆清祠修缮一新。穆清祠在特殊年代遭到损毁，1930年泸州尹氏后裔将穆清祠迁至今泸县太伏镇万定场照南山，后更名为尹氏宗祠。照南山的尹氏宗祠2012年成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宗祠的四方至今立有保护范围界桩。

　　不管房县的《侨寓记》里缺的是哪一位流放的达官显贵，尹吉甫晚年流放到房陵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尹吉甫，房陵人，生于房陵，食邑于房陵”之说法是对历史、对人民极不严谨和负责的。

作者：孙孝莲  李云平  校审：李云平

2024年10月9日—12日 于听荷斋

编辑：李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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