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的高考路

肖慈旭

1977年，我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这一“恢复”，找回了一个国家迷失了的公平公正，让其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这一“恢复”，让多少人改变了人生的命运，也让国家抢救了多少能支撑共和国大厦的人才。身处这一特定时期、深受国家特别给予厚爱的“老三届”的我，曾参加过普通和成人高考共三次。回顾那段历史，有苦涩，也有欣慰与快乐。

农村孤儿的我（父母先后于1961年前离世），独自一人读完小学和初中，于1965年秋考入隆昌师范学校。1966年5月以后就再也没上课了，直到1968年底毕业分配。虽说属高68级，其实只读了高中阶段师范课程仅大半年。

毕业后被分配到我的出生地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被指派担任一戴帽初中班的班主任及语文任课教师。初中文化教初中，无疑是瞎子牵瞎子！渴求提高知识水平、不能误人子弟的良知时时啃啮着年轻的心。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选人制度，出于对“老三届”的厚爱，特许放宽报考年龄。闻听此消息，那年已28岁的我，不亚于杜甫“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落满衣裳”的感受。于是，一边努力完成教学任务，一边四处寻找复习资料。怎奈地处偏远乡村，信息不灵，资料匮乏，加之原本初中底子，高考下来，四科（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总分180分，那结果就甭说了！

在普通高校恢复招生考试选录人才之后，紧接着第二年（1978年），国家启动同样停滞了十年之久的高校函授招生考试制度，这给予希望犹如肥皂泡般破灭的我又燃起希望之火。1978年底，西南师范学院（后来的西南师范大学）、宜宾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后来的泸州教育学院）面向中小学教师招收函授生。两校一套题，自报志愿，分段录取。普招失利的我，谨慎地填报了宜宾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专科。因不考数学，考试成绩佳，被录取。当其时，学院正在初创阶段，各种条件不具备，1979年始注册，1980年3月才正式开学。开校后的教学特认真：每学期必须去学院面授15天，并安排半年时间住校集中学习古典文学。各项考试一律在校本部进行。为了把之前的损失夺回来，一个个学员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地啃教材，学教法，丰羽翼。我尤为认真，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见我学习特认真，成绩优异，1981年9月，学院任命我为中文二班班长。小小一个乡村教师，竟要带领汇聚全地区18个县（市）共在一班的学员一起完成学业，排头兵的角色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招生时，《简章》告诉我们专科学制为三年，可越学时间越长。学院讲，首届招生，一定要保证质量。于是增加课时，并将原定考查科目的心理学、教育学、美学转为考试科目。一直到1984年三月才正式毕业。就是这么一个专科，竟让我们读了四年七个月。虽然学得苦，可知识学得扎实！

正当手持专科毕业证书似已成饱学之士时，西南师范学院又在我省川南五地市招收高中起点的五年制本科函授生。其《简章》称，“为了加速培养人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经四川省高教局、教育厅同意并报请教育部批准，我院决定1984年秋季招收汉语言文学系五年制本科函授生。对象是普通中学、中师、教师进修校的在职语文教师，年龄在38周岁以下，并纳入师资培训计划者。”我一不是中学以上教师，二没纳入教育局师资培训计划，强烈的求知欲使我不得不降低学历已高中毕业生身份要求报考（当时还没有出台专科起点招收本科的政策）。坦率地讲，急于报考的原因有二：一是为己，力图改变命运：二是为他，更好地培养人才。正体现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的一种哲学思潮：人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我去到当时的区公所找到文教干事，反复申说“我要读书”，可文教干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专科已毕业，教个初中班够了，无须再深造。我不服气，连夜跑到县教育局找政工股长求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政工股长私下给了我一份报考表。

3月15日报名，6月9日便考试，那时我正教着初三毕业班的语文且担任着班主任，沉重的升学压力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哪有时间复习？于是，凭着自身的功底和自信（自认为难道刚读近五年的专科还考不过一个高中学历的考生？）走进了考场。

考试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7月29日发来成绩通知单：“语文58.5分，政治69分，历史57分，地理52.5分，总分237分”。当时录取分数线为220分，但因为招收的是汉语言文学系，语文不及格不予录取。

一头雾水！刚毕业的汉语言文学系专科优秀函授生竟在高中起点的成人高考中语文不及格！此时，不让我报考的领导，窃喜：同堂考生已被录取者，讪笑：同校同事，不理解。

我知道我的语文功底，我坚信我的水平。于是，我踏上了漫长地查分路。

当时，各类招生考试均未出台允许考生查分的政策。强烈的自信和不服驱使我首先给西南师范学院成教处写信，说明我并非无用之辈，刚读完汉语言文学专科，并且是高材生，语文不至于不及格，望能查分。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又给院长写信，希望能爱才惜才，慎重行事，给予查分。院长牛着性子不理睬。我再给院党委写信，希望院党委坚持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予查分。同时我赖下脸来：如果不给我一个查分结果的答复，我要永远申请下去！结果仍杳无信息。万般无赖，我又动员知我者富顺教师进修校、宜宾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以公文的形式公正客观地介绍我函授学习期间的语文成绩情况，望能给予查分。

不知是我执着之行为感动了组织还是实在拿我无奈，1984年8月31日，西南师范学院以“西成发【1984】031号”文发函我所在的学校，函文如下：“童寺区中心小学校：富顺教师进修学校和你校肖慈旭同志的来信收到。我们查阅了肖慈旭同志的语文试卷，发现计分时确有差错，现予更正：语文为83分，总分应为261.5分。根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决定录取肖慈旭同志为我院汉语言文学系函授生。并请向肖慈旭同志表示歉意。现附去致任职学校的信及录取通知书各一份，请按通知要求及时办理入学手续。”坚定地自信和不屈的执着，终于撞开了“不予查分”紧锁的冰冷铁门！我今天常想，当时的我之所为，是否是后来高考更趋人性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位考生的政策出台的一剂催化剂？9月中旬去西师报到学习，成教处陆处长拉着我的手一再表示歉意，我心里酸酸地：如果没人像我那样自信较真，那项“不予查分”的高考规定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才!

回顾我的三次高考坎坷经历，心中常想，人的一生经历有如大自然之法则，总会潮落潮起，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失意时别惆怅，得意时别张狂，坚守做人底线，坚信自我行为，那一定能趟过险滩和暗河，潇洒人间走一回！(完)